“鲁迅把启蒙与抗战紧紧结合起来，在抗战中启蒙，通过启蒙促进抗战。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这种觉醒是与鲁迅等先驱所做的启蒙工作分不开的。”刘国胜说。

据刘国胜研究，抗战期间，鲁迅写的与抗战直接相关的作品超过100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鲁迅就与共产党人冯雪峰一起创办了《十字街头》杂志，为抗战服务。该刊出了三期就被当局查禁。鲁迅在三期杂志上发表了10篇文章，表示了与侵略者势不两立的严正立场。

刘国胜说，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始终能够保持难得的清醒，围绕“立人”——提高中国人的地位和素质，与以主奴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侵略者的法西斯文化和本国的封建专制残余文化作斗争，发展了“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新文化，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无以替代的思想支撑。

鲁迅的深刻之处也在于，他一开始便意识到，只有民众在思想上觉醒了，都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和能力的人，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救亡最紧迫的固然是增强实力，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通过思想革命或者说启蒙来提高国民素质。

2025年8月27日，游客在鲁迅纪念馆内参观。　曹丹 摄

“鲁迅一生都在为民族的觉醒而呐喊，在抗战时期，他虽然没有奔赴前线浴血杀敌，但手中的笔就是他最锋利的武器。”鲁迅长孙、鲁迅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受访时表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举国震惊。鲁迅愤怒不已，立即写下《“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章，无情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同时也批判那些为侵略者张目、粉饰太平的反动文人。

在周令飞看来，鲁迅犀利的笔触，像手术刀一样剖析着社会的种种弊病，让民众看清现实，不再麻木。

抗战中鲁迅依然坚持对国民性弊端的批判，因为国民性弊端是直接影响抗战的。

1932年，鲁迅结合抗战初期热血青年被日寇残杀的教训，以及一些青年带有“作秀”性质的行为，批评做事不认真和不务实的风气，指出做事“可以记一个总纲”，那就是“认真点”和“务实些”。

抗战一开始，鲁迅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做“双重奴隶”的思想。他指出——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认为，中国人民既要反帝又要反封建，才能使自己彻底摆脱奴隶的地位。

刘国胜说，鲁迅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中来看中国抗战的。1933年9月，希特勒肆意散布法西斯理论，鲁迅指出，同为法西斯，“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后来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大而弱的中国面对小而强的日本，抗战的艰巨性和持久性不言而喻，但鲁迅认为不必悲观，他较早就对抗日战争的前景作了预测。1933年10月，他分析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时说：“我们似乎依然是‘睡狮’……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实现。

1934年9月，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针对弥漫于社会的消极悲观情绪，鲁迅写了著名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中国脊梁”的杰出代表。

鲁迅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弘扬为民族独立而不惜牺牲的浩然正气。1936年8月，鲁迅说：“中国目前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这战线”无疑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刘国胜看来，鲁迅的精神，是在批判国民性弊端过程中形成的启蒙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这也是当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鲁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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